维尔德经理：波维特金大战快好了

或者说，关于未知事实的推定与传统概念的事实推定的关系为：前者是后者的属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的是属种关系。

综上，在联邦制下，联邦和州的权力相互分离，全国没有一体性的权力，此为分权模式。如果各地法规、规章与中央不协调，那么中央政令的贯彻就会受到阻碍，全国统一市场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罪刑法定的讨论重点强调的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无权制定与犯罪和刑罚有关的规则，极少涉及地方立法的制定权，[4]通常只是顺带指出地方性法规与行政法规一样，不应规定刑事责任。上述原则在我国分别对应于规定依法治国原则的《宪法》第5条和规定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第2条。我国近些年所出现的乱罚款、乱摊派现象也揭示出赋予地方独立财税权力的风险。但在总统制和半总统半议会制下，行政权并不完全附属于立法权，并非完全唯代议机关的法律是瞻[11]。[6]同时，虽然大部分税种设立的目的是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还有一些税种设立的目的在于调整课税对象的行为，属于管制性税收，如奢侈品税、环境污染税等。

这进一步提示我们，纵向法律保留背后的理论基础不同于横向法律保留。[29] See Norman Redlich,John AttanasioJoel K.Goldstein,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Law,Lexis Nexis,2005,p.134.[30]如《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不经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自由，或课以其他刑罚。[13]林明锵：《论形式化之具体行政行为与未形式化之具体行政行为》，《当代公法理论》，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47页。

[44]如果借用凯尔森这种理路井然的描述观察迈耶的概念王国，则没有任何概念具有比行政行为更加显赫的地位，它最为抽象，涵盖性和统摄性最强，也最能表达和实践迈耶对于行政法治的追求。事实证明，迈耶并非毫无根据。在迈耶之后，德国行政法的法释义学工作仍旧持续。[42]Ernst-Wolfgang Boeckenfoerde, Eatstehung und Wandel des Rechtsstaatsbegriffs, in: Festschrit fuer A. Arndt zutn 65. Geburt-stag. hg. von Horst Ehmke etc. Frankfurt /M: C. F. Mueller, 1969, S. 66．转引自注[38]，第105页。

一方面，法本身应具备一定的实质理性，这种实质理性存在于法律之外，是法向人类的普适价值、共同道德开放的良心。换言之，抽象性并不意味着概念的不确定性。

它们不仅是迈耶达成行政法治、进而实现法治国家的重要工具，更是其完成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功能载体。由于借鉴和继受的多源，行政法学科体系不协调和逻辑不周延的状况愈益凸显。在迈耶的学科体系化建构中，依法律行政的基本原则、行政行为等抽象概念、以及法释义学都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一）依法律行政：学科体系的原则与价值迈耶首先将依法律行政的原则注入德国行政法。

客观而言，依法律行政的原则与今日为我们所熟识的依法行政原则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思路下，他尝试在行政内部同样采用与判决类似的制度，由此保证个人对行政的预见，并排除行政的恣意和滥用，而这一制度就是行政行为。参见卢曼：《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韩旭译，《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2卷第2辑，第446-469页。三、基本原则、抽象概念与法释义学：德国行政法体系建构的要素与过程在明确了上述前提后，再将视线投向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

关键词: 体系化 基本原则 抽象概念 法释义学 导言体系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大陆法系法学科建构的标志。事实上，法律关系作为一项统合性的抽象概念，并非公法在应对行政新变化时的新创，其产生历史甚至与行政行为同样久远。

其次，体系化的核心在于系统的内在统一性和一贯性[11]。由此，法体系才真正得以自足独立，才会如卢曼所言，法体系与现实之间的必要距离不会消弭，法系统不会为环境所通约。

[62]Gunter Puttn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Ein Studienbuch, 6. Aufl.，Dusseldorf： Werner. 1983，S. 78ff.[63]参见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9页[64]Vgl. Paul Koschaker, Europa und des roemische Recht, 4. Aufl.，Muenchen: C. H. Beck, 1966, S. 48 ff.[65]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M: C. F. Mueller, 1973, S. 305.[66]参见注[14]，S. 307. ff.[67]参见注[14]，S. 307. ff.[68]同注[8]，S. 33.[69]参见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84]在韦伯看来，实质理性常常与宗教、道德捆绑，法律也因此往往沦为意识形态和神权政治的婢女。[5][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这些概念由于抽象程度的差异而在体系中拥有不同的位阶，抽象程度越高，位阶越高，由此层层累加，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构造。[99]在这一概念的主张者看来，行政法律关系较之行政行为具有诸多优越性[100]：首先，法律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对相关生活事实进行法的整体观察，因此，在这种观察视角下，权利义务不再彼此隔离，而是涵盖在法律关系主体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下[101]。导致学科理论不周延、实践回应力匮乏的重要原因，正是学科系统化思考和体系化建构的缺乏。

在这个世界中，概念的含义是清楚的，概念相互间的关系是自洽的，规则的体系是完备的。这一点如康德所言，带有统一性与一贯性的法体系，又包含着一项对理性的最低要求，即排除个案恣意[14]，掌权者无法再轻易地将恣意的差别对待予以合理化，法秩序由此获得清晰性、明确性、可预见性、可计算性的保障。

[52]建立在符号性自治基础上的是法律的操作性自治，任何法律决定都离不开事先存在的、从法律自身历史中凝结下来的、关于如果……那么……的条件性纲要，通过这一纲要，法律系统将环境的信息转化为法系统循环的条件性命题，并在对系统结构加以改变的同时没有丧失掉它通过符码所确立的同一性[53]。[97]只是迈耶的鼓吹及其学术影响，使行政行为自始就成为行政法学的核心，而后世学者对行政行为的形式化努力，更使这种趋向愈加强化，法律关系也因此在行政法学中倍受冷遇。

[60]据此得以理解为何迈耶将行政行为视为从属于行政的政府裁决，也得以理解德国的行政行为为何始终坚守个体化与明确性、规制性以及高权性的核心要素[61]，因为行政行为就是司法判决在行政程序中的对应物，而要期待行政行为发挥与司法判决一样的法秩序安定功能，这些要素自然一样都不能少。法学科体系化对于法秩序安定的保障，可以从法规范的制定、解释、适用和续造等诸多方面获得观察。

在法体系中，并非所有的概念、规则和范畴都同等排列，都拥有同等地位。其次还是纵向的，即线形的，如行政主体、其他形式化行为、行政的司法救济机制、诉讼类型、审查步骤和检验标准等。[52]参见宾凯：《法律如何可能：通过二阶观察的系统建构—进入卢曼法律社会学的核心》，《北大法律评论》2006年第7卷第2辑，第362页。这种衔接首先是横向的，即网状的，如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瑕疵理论、类型化区分、法律效果。

因为对国家权力运作形式化、客观化的强调，拥有更多技术性的行政法，相比宪法受到了法治国的更多青睐。事实上，如果我们确认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的本质都是一种系统[30]，并借助系统论的观点去重新认识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的建构，就会发现，所谓的逻辑和价值要素，事实上都已经包含在系统论对于一个有机系统的要求中。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移植，不仅使中国行政法制的整体构成趋于完整，同样充实和丰富了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自此，实证主义法学家一直追逐的将法学塑造成一种精致技术的梦想，通过迈耶及其同时代学者的努力，在德国行政法领域获得初步实现。

Fritz Ossenbue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oeffenli-chen Verwaltung, JuS 1979, S. 681 ff.。1．从依法律行政到法治行政：基本原则的扩展与更新。

而回溯法理学的论证脉络，尽管概念法学、纯粹法学，直至哈特的新实证主义法学，无一例外都在主张法的自治性，但对法凭借何种手段能够得以自治，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任何理论比卢曼的规范上封闭、认识上开放的结构功能主义[50]更具说服力了。与二战后德国的实质法治国，要求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实质正义标准不同，形式法治国下的法律只是纯粹的社会技术或工具。这一体系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运用，对庞杂分散的规范内容进行了归类整合。结语综上，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

[33]在这本书中，他甚至宣布，行政法学的任务就是阐述行政法各具体概念的体系，通过对行政法整体内容的系统研究，总结形成其特有的法律观念[34]。（三）法释义学方法：法体系的逻辑链接如果说，法律原则揭示了法体系的价值导引，抽象概念又提供了法体系的基本单元，那么将这些元素进行有效链接，并使德国行政法体系最终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独立自足的有机整体的，则是它的法释义学方法。

但在拉伦茨看来，法概念和类型还主要是沟通法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的桥梁，对于完整的法内部体系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法律原则。于是，通过模仿司法来提升行政的法治化，对他而言就是顺理成章的。

简言之，其过程是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将那些能够持久作用的、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概念、理论和规则予以筛检、提炼、概括，并在学科中合逻辑地整合起来。作为思维的普遍法则，形式逻辑的要求当然需要遵守，而法体系也唯有经过逻辑化的统合，才会拥有如康德所言的，可随时在教条中，即从确定的原则中，充分地予以证实的普遍理性[71]。